- 农民工群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群体和特殊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的文化水平较高、视野开阔、易于融入城市，他们的追求正在由物质生活向精神层面拓展。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特点、新变化和新要求，努力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对提高国家文明水平和国民素质、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课题意义和研究设计 1．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界定 （1）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 本课题研究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后出生的、户籍在农村、离开原籍在外打工的青年。这些青年可能是在农村出生的，也可能是在城市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在16～30岁。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主要为16～30周岁的农民工。 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打工者、新市民等称谓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演变。为了便于理解和全文统一，本报告采用默认的“农民工”称谓。 （2）精神文化的内涵： ——《辞海》定义如下：精神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的心理状态，包括情绪、意志、良心等。文化在广义上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出版）。 ——当代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认为：“文化是一个群体或社会所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它包括这些价值和意义在物质形态上的具体化。文化由三个因素组成：一是符号、意义和价值观；二是规范；三是物质文化。”它包含了人类创造的一切事物，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戴维•波普诺：《社会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出版）。 ——狭义的文化观认为，文化就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的观念形态。毛泽东同志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出版）它将文化的中心位置放置于人类思维层面，即知识、思想、价值、心理等文化形态之上，力图加深人类在理念及自我意识的认识 （3）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界定。本次研究的精神文化就是指与物质文化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范畴，侧重于对思想观念、社会心理、情感生活起规范和制约作用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指导体系。 精神文化生活则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精神文化的实际行为、权利自由、主观意愿和思想理念。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生活中对精神文化的占有度或自由度。因此，本课题在研究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时，着重研究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文化娱乐、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社会心理、情感生活等方面的内容。 2．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课题的背景和意义 （1）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课题的背景。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2010年，我国农民工总数达2.42亿人，外出农民工1.53亿人（《中国农民工总数已达2.42亿 收入五年增长近一倍》，《人民日报》2011年2月14日）。其中，“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目前超过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9%，占全国职工总数近一半，已成为产业工人主力（《浙江两新党建：全国新生代农民工超1亿》，浙江在线新闻网站，zjnews.zjol.com.cn，2011年8月4日）。 据浙江省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2010年浙江农民工总数约为二千八百多万，其中外来民工为680万，大部分是30岁以下的新生代（《浙江用工荒到底荒什么？新生代农民工倒逼老板改变》，浙江在线新闻网站，zjnews.zjol.com.cn，2010年3月2日）。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杭州、宁波、温州、台州、嘉兴、金华等地市，人数均在百万人以上，而义乌等县级市的农民工人数已经超过了本地人口。 （2）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课题意义。本课题研究有助于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政府对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关注，为政府部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提供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对公共文化服务的享有度，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业余生活，保障他们的文化权益，从而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保证社会的稳定。 ——丰富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精神的举措和体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奋斗目标，做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部署，提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决议指出，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按照中央的部署要求，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对我省“文化强省”建设做出战略部署。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让他们共享城市的文化资源，解决他们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困难，正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精神的有力举措和生动体现。 ——丰富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和谐社会，要求以人为本，特别是要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和谐共处的根本是精神文化的融合，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为实现精神文化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用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充实他们的业余生活，是促进社会关系和谐、社会风气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丰富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是浙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和支撑。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两种生产力——物质方面的生产力和精神方面的生产力。浙江自改革开放以来，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新型劳动力，丰富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无疑会吸引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到浙江参加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他们必将为加快浙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更多的新型的生产力，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支撑。 ——丰富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是平安浙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大量涌入的新生代农民工也考验着城市的承受力，他们的恋爱、结婚、住房、子女上学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建设，提高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度，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帮助他们解决急需的生活问题，是直接关系到浙江各地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是打造平安浙江需要。 3．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课题研究方法 （1）研究工具。本课题主要采用浙江省青少年舆情监测体系和SPSS（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数据分析软件等研究工具。 （2）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法。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按照浙江省农民工的行业和地域分布特点，本次调查采取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制定了详细的抽样方案。 ——访谈法。根据地域发展水平和农民工分布状态择宁波、温州、台州、湖州、金华、杭州6地市，与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访谈；走访不同性质企业、不同规模企业、不同行业10余家；走访了3个不同层面的工业园区；区分不同的层面，召集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工作者、政府管理部门、社会团体、企业、当地团组织和驻外团组织等座谈会。 ——社会观察法。本研究采取了参与型观察及非参与型观察相结合的方法。在参与型观察法研究中，课题组成员亲身体验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在密切的相互接触和直接体验中倾听和观察农民工的言行，详细地了解其文化消费内容及收支状况。在非参与型观察法中，课题组成员深入到浙江各地工厂、企业以观察者身份了解当地农民工的文化消费状况及发展动态，以直观感性的认识作为第一手的材料。 ——文献资料法。通过网络检索、查阅报刊资料、到有关部门收集资料等方式获取相关数据资料。 （3）样本分布。按农民工分布状况，将全省11个地市分为A类地市（杭州、宁波、温州）和B类地市（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每个地市中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分别选取三个市（县区）。共获得有效样本数2175个（见表1）。 表1：样本构成状况 分类 选项 样本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247 57.3 % 女 921 42.3 % 出生年份 1979年及以前 327 15.0 % 1980～1984年 1076 49.4 % 1985～1989年 622 28.6 % 1990年及以后 143 6.6 %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09 5.0 % 初中 549 25.2 % 高中 390 17.9 % 中专（或中技、职高） 287 13.2 % 大专（或高职） 491 22.6 % 大学本科及以上 342 15.7 % 婚姻状况 未婚 1129 51.9 % 已婚 965 44.3 % 离异 61 2.8 % 丧偶 13 0.6 % 工作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含其控股企业） 343 15.8 % 私营（民营）、个体企业 1328 61.0 % 外商（港澳台）投资企业 151 6.9 % 其他 346 15.9 % 收入状况 1310元以下 197 9.1 % 1310～2000元 803 36.9 % 2001～3000元 836 38.4 % 3001～5000元 267 12.3 % 5000元以上 65 3.0 % 1310元以下 197 9.1 % 所在行业 农、林、牧、渔业 247 11.4 % 采矿业 85 3.9 % 制造业 511 23.5 % 建筑业 311 14.3 %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211 9.7 % 批发和零售业 243 11.2 % 住宿和餐饮业 300 13.8 %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260 11.9 % 以上样本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吻合，可以科学的反映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状况。 （4）相关因素分析： ——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的满意度与文化程度有关。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与对文化生活的满意程度存在显著性相关（P=0.000<0.005）。进一步的交叉数据分析可以看出，除去满意度一般的状态，高学历（中专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满意度较高，低学历（高中及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满意的比例较高。 ——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满意度与岗位性质有关。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岗位性质与对文化生活的满意程度存在显著性相关（P=0.000<0.005）。进一步交叉分析可以看出，管理人员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满意度高于技术人员。 ——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满意度与休息时间长短有关。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每周休息时间的多少与对文化生活的满意程度存在显著性相关（P=0.000<0.005）。进一步交叉分析可以看出，休息时间在法定时间即每周休息两天以上的人员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满意度高于不足两天的。 二、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基本情况 1．在浙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时空三维度的基本状况 在空间上，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生活主要集中在工作单位、家庭和社会公共领域三个地域范围。 （1）工作单位中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生活： ——企业类型差异较小，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规模差异较大。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活动情况在企业类型上的差异较小。调查显示，四种不同类型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参加过的比例都超过50%，这说明文化活动参与率低是企业的普遍现象。 不同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单位活动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课题假设每年活动不足三次的是文化生活较为贫乏的，3～5次一般，5次以上是较丰富的。按照这个程度分析，采矿业的文化活动情况是最好的，在一般及以上的达到了32%，是所有行业里最高的。文化活动贫乏程度最高的是建筑业，达到了92%。其他行业之间的差异性较小。 不同规模企业的文化活动无论在活动次数、活动内容还是活动方式上都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别。对浙江11个地市，二十多个企业的调研、访谈，大中型企业的文化活动一般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资金投入多、文化氛围浓厚。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文化活动次数少、形式单一、投入不足、吸引力不强。 ——最喜欢单位组织活动，文娱活动和户外活动。调查显示，单位组织的文化活动在所有活动中是受欢迎程度最高的，占到31%。这也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情况与单位有很大关系。 文娱活动、看电影演出以及户外活动是比较受新生代农民工欢迎的活动，分别有28%、20%、20%。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户外活动很受他们的关注。访谈中，许多的年轻人表示，非常希望单位能经常组织各种户外活动，因为平时的上班生活比较封闭，出去可以开阔眼界、放松心情。另外，还有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期望有培训类活动。 ——单位文化活动设施少，活动参与率低。调查显示，单位有关精神文化生活的设施不多，利用率也低。图书室、多功能厅、阅览室、体育设施、文艺场所、健身房等设施近乎一半的比例没有，有设施的利用率也很低，仅为20%多。 新生代农民工有34%的人一年之中没有参加过活动，每年参加1～2次活动的人数有52%。参加的频率偏低。 （2）社会公共领域中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生活： ——公共设施配置比例低。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周边的公共文化设施配套较差。体育活动室、篮球场、棋牌室、图书室的配套都不足50%，并且利用率也偏低，都不足30%。课题组走访了11个地市的农民工，他们基本都居住在城市比较偏远的地方或者工业园区，而这些地方的配套设施很少。访谈中，新生代农民工对这方面的不满也较多，感觉这样的生活范围让他们与外界隔离，也阻挡了他们文化生活的脚步，大型设施在市区才有，但到市区交通又不方便。 从调查看，设外来务工人员活动室的只有40%，而利用率仅为16%。 ——社区活动的参与率不高。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有49%的人未参加过社区活动，参加次数在3次以上的仅为12%。 ——免费、低廉的活动最受欢迎。在宁波某公司的调研中发现，公司新生代农民工休息时间基本是老乡之间的联谊，一般是自发的钓鱼、对山歌、聊天等活动。这些活动很受欢迎的最主要原因是花费低。在其他企业访谈时，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反映，平时活动多数低消费的，比如逛街、广场活动等。在台州，广场卡拉OK非常受外来务工人员的欢迎，因为唱一次就只需2元钱，远远低于卡拉OK厅的价格。 （3）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文化生活： ——看电视、上网、做家务。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下班后的活动主要是看电视、上网、做家务。这几项活动是在家里进行的。这在访谈中也得到了证实。 ——打牌、打麻将比例较高。调查显示，休息时间打牌、打麻将的情况较多，主要是用来打发时间。有31%的人带输赢。这种现象应该引起重视。 ——与家人外出活动少。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经常与家人外出活动不多，仅有13.7%。有23%的新生代农民工是独自一人在外。这种情况显示他们在获得情感支持上缺乏了最温暖的部分。 （4）在浙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文化生活的时间状况： ——国有企业休息二天的比例较高。调查发现，国有企业的休息二天的占27%，一天半的占24%，这说明国有集体企业在贯彻劳动法保证员工休息时间上做得相对较好，这为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时间上的条件。 ——外资企业休息一天半的较普遍。占调查企业的23%。休息二天的占17%。 ——私营个体企业休息一天较普遍，半天和没有休息的略多。占调查企业休息一天占50%，没有休息和半天休息的15%。 ——休息时间限制着文化生活的内容和方式。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精神文化生活的内容与方式除了受经济影响外，休息时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外出旅游、参与大型的体育活动都需要较长休息时间。从调查结果看，体育活动休息时间只有半天，主要是以球类运动为主，1天及以上的就更多的选择了爬山之类的户外活动。 调查还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休息时间最多的是看电视、上网，看电视、上网在时间长短中都可以开展。 ——休息时间长短不同，文化生活消费项目不同。调查显示，休息半天的看电影支出是第一，没有休息时间的，文化生活支出第一的是吃饭喝酒。 2．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现状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主要是他们对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追求，体现在他们的务工目的、社会参与、人际关系、发展愿望、权利要求、社会心理等等方面。 （1）求发展已成主流。与上一代农民工打工挣钱的单一性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目的发生了巨大变化，求发展和开眼界的已经成为主流。 大量的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三高一低的特征，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这些特点可能会影响他们对职业的价值判断以及选择。他们务工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满足生存需要的薪资，不再把工资看作最主要的因素。如，虽然建筑工地民工的收入大大高于新生代民工的平均收入，但是建筑工地上几乎看不见年轻人的影子，偶尔有机器作业，才有新生代的农民工。 文化素质、经济水平都已超过父辈的他们，不再满足于“养家糊口”，更看重工作的发展前景，在调查下班主要做什么的回答上，有1.3%%的人选择做第二份工作，这个比例相对于上一代农民工要低得多。在访谈中新生代农民工也认为，与其挣眼前那点工资，还不如去学习或培训，提高自身素质，以求将来发展。老一代农民工谈到新生代时也讲到，现在年轻人不会为了赚钱而牺牲休息时间，他们宁愿去上网或者玩。 在择业的价值选择时，新生代农民工更重视职业发展性、关系和谐度。他们关注企业内部文娱活动、企业地理位置、企业工作和住宿环境、企业的发展前景、企业为员工提供的发展路径以及为此提供的培训等等。他们不在满足于做一个一线的生产工人，期盼能够进入管理层，摆脱纯体力劳动的工作环境。 （2）权利意识逐步增强。“过年要放假回家”，“节假日加班要3倍工资”，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的特点：渴望融入城市、重视物质和精神双重需求、追求公平。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了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与其他市民一样应该拥有的权益。另一方面，懂得这种权益的保护对自我的真正意义所在。不再只是关注工资的多少，会综合考虑对自身有价值的物质和精神因素。同时，在权益维护的方法上，他们利用法律的意识明显好于上一代。调研中，法律讲座是最受新生代农民工欢迎的培训内容之一，他们已经开始学会寻求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当遇到问题时，不再选择“忍受”或者“接受”，多数农民工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会求助于媒体。只有当这些方法都失效的时候，才会考虑采取非常手段。 （3）社会参与愿望强烈。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包括义工、公益事业）等活动，他们社会参与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曾经一时，小偷小摸、素质低成为了外地农民工的标签。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已焕然一新，参与志愿服务、热心帮助他人已经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和内容。新生代农民工小林，2010年12月22日，因跃入寒冷的河水勇救落水青年，尔后不图名利悄然离去的事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被网民亲切地称为“布衣哥”。许多外地民工青年积极响应，由此组建了义工团。目前，人数已发展壮大至40余人。这并不是个例，在宁波市也有规模数百人的“外来雷锋团”，其带头人还先后获得了中国百名优秀志愿者、浙江省十大杰出志愿者、浙江青年五四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诸多荣誉称号（linjiasq.blog.sohu.com，2011年10月17日）。 可以看出，参加志愿（义工）服务，也能成为当下新生代农民工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可以不在乎物质奖励，可以牺牲休息时间、他们要的只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享受。 （4）社会交往需求旺盛。调查显示，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交往对象主体为“三同”：同乡、同事和同学，即以学业工作关系和乡亲关系为主，与所在的地缘关系密切程度不高。调查显示，在浙新生代农民工平时社会交往的最主要对象是“三同”，依次是：同乡（31.19%）、同事或雇主（24.8%）、同学（16.65%），加上亲戚（10.6%），占总数的83.24%，逾八成。而平时交往的主要对象为“当地人”的仅占8%，不足一成，通常也限于同事同学的本地人以及出租房房东等狭小的空间范围。调查显示，和同事或者老乡聊天是交流和了解新闻的一个重要渠道。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圈是以同事同学的业缘和同乡亲戚的亲缘群体为主的，其交往圈同质性较强，与当地居民的交往范围不广、程度不深。 为了与当地的市民更好地融入，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当地的各种活动，学习当地的风俗习惯。而一些地方开办的方言学习班受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欢迎。访谈中，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90后的青年对于目前的人际交往桥梁非常不满意，他们认为自己在工作地没有交往的机会。所以特别希望能有这种桥梁能够提供给他们。让他们可以走出自己的工作范围，更多地接触社会，开阔眼界，了解当地，融入城市。 （5）归属感缺失，自杀现象增多。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日益突出，集中体现在他们在城市中的边缘身份而导致的归属感缺乏，自杀现象时有发生。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近乎“夹缝”中的价值取向。70%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与所在地城市居民地位上有差异”。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强烈的不安和迷茫时常笼罩着他们的内心，“城市边缘人”的社会角色，让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心理落差。在这种落差下，比第一代农民工缺少了几分坚韧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挫折和压力时，不少人选择了逃避，甚至有极端者选择了死亡，稚嫩的翅膀过早地被折断。 2010年5月初，浙江某地3名“90后”农民工由于理想和现实存在差异，再加上家庭沟通不畅、眼高手低吃不起苦，3个孩子心存压抑、悲观厌世，最后通过网络相约自杀，最终两人死亡。 据某企业行政人员介绍，很多工人有心理障碍，最近两个月（2011年8月至9月份）就有3个人自杀，平时自残情况也很多，其中男性比例大。他所了解的同乡（同一个县城来浙务工的）中，这几年已经有很多例自杀或自残的，2011年新生代农民工自杀案例就有六七起。而在11个地市的调研中，课题组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自杀现象较前几年有上升趋势，这是应引起有关方面高度重视的现象和问题。 （6）付出与收获不等产生价值迷茫。“我们把城市变得漂亮了，但城市里却没有我们的立足点，望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心理却没有幸福感和成就感。”一位访谈对象非常伤感的说。 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他们的劳动与他们的所得不成比例，很多公司是平时只发基本工资，其他在年终结算，到了年终，一些公司压工资或者找各种理由不给全额工资。这种付出与收获出现的严重不对等，使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价值认定迷茫，出现无视企业制度、无视公司发展，工作中较为随意的现象。调查显示，一个月不到就跳槽和一年内的流动人总数占调查总数的35.75%。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第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 三、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四化”特点 与老一代农民工背着编织袋进城务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拖着拉杆箱进城，在与城里人享有同等待遇方面有更强烈的要求。他们的权益诉求发生着明显变化，由以往进城挣钱回乡发展向进城谋职融入城市生活转变，他们的追求开始向精神层面拓展，由单纯谋生向追求归属感延伸，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人生价值延伸。 1．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整体上的贫困化 （1）文化活动内容和形式的单调。文化活动内容和形式的单调：电视、上网最主要的方式，逛街散步、听音乐和家务活占了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内容的很大比例。 而他们看电视的节目主要是电视连续剧（44.6%）、新闻时政（34.9%）、综艺节目（23.9%）；上网主要是看电影（32.8%）、聊天（30.3%）和看新闻（29.4%）。 （2）文化生活设施和场所的匮乏，且使用不足。文化生活设施和场所的匮乏，文艺场所最缺乏；半数以上所在企业缺乏基本文化设施，使用过住处周围的文化设施的新生代农民工不足20%。 单位文化设施：乒乓球、台球室是企业拥有率最高的，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度最高的文化设施；文艺场所是企业拥有率较低（41%）、但是参与率相对较高的文化设施（仅次于乒乓球、台球室，排在第二）。在回答“您希望单位能组织哪些文化活动？”时，45.3%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文化文体类比赛或文娱活动”，排在第一位，远超过其他的文化活动选项。 周边的文化设施：使用过周围的文化设施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到20%，不清楚周围文化设施的比率较高。 （3）文化消费结构简单。文化消费结构简单，消费能力和水平的低下：60%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开支用于上网、手机、喝酒吃饭和购买书报上，40.1%的没有体育文化生活方面的开支。 如表所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的首先开支前四位为：上网（22.2%）、喝酒吃饭（17.1%）、手机费（13.1%）和买书报（11.1%），占总数的63.5%；文化生活第二位开支的前四位为：手机费（22.0%）、上网（16.4%）、买书报（12.1%）和喝酒吃饭（11.3%），占总数的61.8%。调查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开支比较集中，消费结构比较简单。 （4）文化消费水平低。本次调查把“上网费用”和“体育开支”作为考察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的代表项目。上网费用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最主要开支项目，89%的被调查对象每月费用在100元以下，67.8%在50元以下。 体育运动是开支灵活性比较大的文化生活项目，有免费的公共体育设施，有跑步、爬山、散步等无直接费用的项目，也有游泳、瑜伽等等费用不菲的运动。如下表所示，92.7%的被调查对象每月在体育活动上的开支不超过100元，73.4%的在每月50元以下，其中，40.1%的农民工没有体育活动上的开支（包括没活动和免费的）。 在对“下班后您参加哪些体育活动？（多项）”的调查中，排列前五位的为：乒乓球、羽毛球（29.4%），跑步、爬山、散步（23.6%），不运动（21.1%），其他运动（17.4%），篮球、足球（17.2%）。除了“其他运动”不明确外，新生代农民工的体育活动主要进行那些费用不大的、或者无开支的活动项目。 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消费能力和水平还比较低。 2．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程度上的分层化 在深入调研和访谈中，课题组发现，就文化生活的丰富程度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呈现出清晰的分层化现象。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工种、收入及其自身的差别，在这个群体整体内部呈现出不同的层次。而处于不同层级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文化生活状态也表现出差异性，呈现出分层化的特点和趋势。 在浙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丰富程度明显分化为三个层次，即文化生活缺失或匮乏的农民工、有一定的文化生活但不丰富的农民工、文化生活比较丰富的农民工。 （1）高劳动强度产生精神文化生活的匮乏。产生精神文化生活空缺层主要是由于高劳动强度，新生代农民工没有进行文化生活的时间和精力。 ——从职业和工种来看，处于这个文化生活层次上的群体，主要是在制造业的一线车间工人、建筑工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制造业从事生产的一线车间工人，通常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每月休息时间只有1-2天，缺乏精神文化生活最基本的条件——时间要素。 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平时的整个生活都是在工地，最主要的文化生活就是和老乡串门聊天，偶尔也会在晚上出去溜达逛街，最丰富的内容就是去周边社区偶尔看上一场露天电影，识字的也许会翻上几页破旧的书和报纸。他们有文化生活的需求但却处于匮乏状态。 ——从婚姻状况来看，处于这个层面的主要是，已经结婚生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要抚育孩子。为子女能享有较好的教育和生活环境是新生代农民工进程务工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文化程度看，大多数是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往往是中学没读完就出来务工，甚至是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他们处于农民工的最底层。 ——从企业性质和规模来看，在规模不大、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文化生活，最令人担忧。并不宽裕的收入、不高的文化水平、拥挤的居住条件、高强度的劳动等，使他们往往处于与城市文化的某种隔膜中，进入大中型企业的农民工常常可以融入企业文化的氛围中。而在私营企业主、个体户老板手下工作的农民工，往往形成了一种文化生活真空的状态。 文化生活处于这个层次的新生代农民工一般集中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即城乡结合部），于城市郊区租住比较便宜的房屋。他们没有文化生活，而且本身也并不关注文化生活，其消费也主要是处于一种“生存消费”状态，即每月的收入除了用于吃、住之外，所剩无几。 （2）稳定收入群体精神文化生活不够丰富。处于这个层次上的在浙江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从行业来看，主要分布于住宿和餐饮业、商场或超市、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相关产业领域；就其收入而言，是有稳定工作的低收入者，一般不超过2000元/月；从时间来看，他们外出务工往往不超过2年。但是往往由于企业规模不大，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不多，新生代农民工缺乏有效的组织方式和交往平台，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生活但是不够丰富。 此层级的农民工大多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每月按时发放的工资。公司大都提供吃、住条件，并且宿舍里有由公司提供或舍友合伙购置的电视。有时公司还会定期或不定期举行文化活动，比如：爬山或者看电影等。他们平时按时上、下班，并且有的还可以享受一定的假期（比如国庆法定假期，在这次调研中，走访很多第三产业的公司时，都遇到了这个现象。），这样他们便有一定的闲暇时间进行自由支配，看电视、读书看报、逛商场或公园、打球、上网等是他们空闲时间最常见的文化娱乐方式。此一层次的群体，对城市生活有着更多的向往和期待，其中有一部分人员还会为了能够留居城市或得到更好的发展，利用业余时间去进行一定的技术培训。由此可见，这一群体也是对未来预期与现实可能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最大的群体。但由于他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其文化生活实际上还处于不丰富的状态。 （3）管理层和白领群体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新生代农民工中还有一个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群体。他们主要是就职大型企业、知名企业或者现代型企业，知识层级较高的、外出时间较长的、收入较高的管理层和白领群体中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主要由于他们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职业状况和经济状况良好，具有较好的精神文化生活环境。 浙江的绝大多数大型企业、知名企业和科技型现代企业，已经完成了创业的初始阶段，这些企业都非常注重企业文化建设，注重对企业人力资源的培养和管理，因而具有良好的企业文化设施，有的企业甚至有高尔夫训练场，在这些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丰富的企业文化生活。 同时，由于他们收入相对较高，他们有着较强的文化生活消费能力。他们一般在城市里有自己的住房或者较好条件的租房，并购置诸如电视、家用电脑甚至汽车等文化生活设备或者工具，他们中有一部分人甚至已经在当地购房置业，并且有自己的城市文化生活圈，对于城市文化生活已经有着很强的融入程度，与其它城市居民相较已无二致，其子女能够在城市学校就读。周末或节假日能够与家人共同外出游玩。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分层化现象主要有两种直接原因所致：一是所在企业、社区与政府对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公共服务品的供给力度不够；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的不同层次化特征。这种层化现象实际上折射出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化状态。处于不同的文化生活实态中的农民工群体，实际上也表征出其不同的生活状态和水平（夏国锋：《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分层现象与对策》，《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3．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互动上的孤岛化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为城市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但并未被城市主流文化所完全按纳，甚至被甩到城市文化的边缘。为了自身的需要，由于群体的工作、生活条件和资源等因素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形成了一种亚群体文化生活，独立于城市主流文化之外，与城市主流文化相区别、相隔离甚至相冲突，这就产生了文化生活的孤岛化效应。 （1）高同质的社会交往形成文化生活的封闭性。如前所述，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交往仍限于“三同”：同乡、同事和同学，同质性群体的文化生活模式也是相同或接近的。这种高同质性的社会交往，必然导致文化生活的多元化互动不足，形成一种封闭的文化生活模式。因而，扩大群体外的社会交往，加强与其他群体的文化互动是他们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一项优势需求。 身处城市之中的农民工，他们中的大多数与城市居民缺少交往，形成封闭的群体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在闲暇时间主要采取的是自我娱乐或群体娱乐的方式，部分农民工的文化生活虽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带上了一些城市人的色彩，但对整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其闲暇时间的娱乐方式仍趋向于单一，不具备明显的城市文化生活特征（雷玉琼、王坤宁、赵营营：《农民工文化生活“孤岛化”现象探析》，《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他们经常是几十个清一色的男(或女)青年农民工生活在一起，缺乏家庭生活的亲情，许多青年过着性别失衡的集体生活。再者，在浙江，许多企业都集中远离市区的工业园区或者集镇，在那些地方农民工的比例相当高，远超过当地居民。有人戏称，在那里，四川话（或者安徽话等其他外省的方言）就是“普通话”。 （2）高聚居的社会空间导致了文化生活的单一性。在浙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和生活地域比较集中，从而也导致了文化范围和场所的狭窄。他们的文化生活区域基本都在以农民工聚居的社区或者在工厂企业聚集的工业城镇、工业园区。 农民工参与城市文化活动的渠道不够畅通，参与城市公共生活的机会比较少。尽管现代城市公共生活空间不断拓宽，咖啡屋、酒吧及网吧随处可见，博物馆、科技馆、各种特色公园或风景名胜区等让城市变得日趋美丽和丰富，然而这一切，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都享受不到。他们大多数都住在城郊结合部的农民出租房或者配套设施比较不全的社区，因为租金比较便宜。这些地方往往离市中心比较远，来往市中心不方便，许多农民工都忙于在上下班往返的路上。 此外，农民工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济条件去了解城市文明。许多车间一线的生产工人，一月只休息2天甚至是1天。上班的时间中工作10多个小时，除了吃饭、干活、睡觉，再没有多少自己可以支配的闲暇时间。在难得的休息日中，他们往往也忙于处理一些日常事务，比如，去超市购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去银行汇款，去买件衣服，等等。还有一些企业建有自己独立的宿舍生活区，其中不少的青年农民工生活工作在这个区域，数月都没有走出去过。 4．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上的趋弱化 文化需求是社会人的一般需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当新生代农民工物质需求逐步得到满足时，其他方面的需求就会被激发出来，文化需求显得相当突出。但是本次调查发现，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却呈现减弱和衰萎的趋势，他们在这方面的自身需求不足。据杭州市青少年研究所2010年的“在浙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城市的生活面临着诸多困境，诸如住房条件差、超时劳动、子女就学难、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是他们当前的优势需求，这影响了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动力。 （1）需求不足。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较为被动：47.9%没参与过社区文化活动，33.6%没参与过单位文化活动。如表所示，47.9%没参与过社区文化活动，33.6%没参与过单位文化活动；每年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和单位文化活动2次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均不足15%。 （2）要求不高。调查显示，只有32%的农民工对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感到不满意，其中很不满意的占9%，换句话说，三分之二的新生代农民工认可自己当前的精神文化生活状况。这与他们参与精神文化生活的实际情况形成比较强烈的矛盾和反差，一方面他们对文化生活不满意低；另一方面他们对社区、单位文化活动的参与率却很低。这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不高，也侧面反映了社区、企业文化活动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的错位。 （3）认识模糊。调查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性，不明确文化生活关系到他们自身的生活质量，把精神文化活动简单地归为娱乐消遣。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课题组2007年初完成的《中国农民工生活质量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生活质量指数为0.532，仅为城镇居民的一半。文化生活贫乏、文化消费不足、文化需求不能得到基本的满足是影响农民工生活质量指数的重要因素。访谈中，某企业的管理人员介绍说，在一些工业园区的生活配套几乎没有，很多工人下班后无聊就喝酒，喝酒之后就会闹事。很多工人有心理障碍，在近两个月就有熟悉的3个人自杀，平时自残的这种情况也很多。同时，男性比例大，而30岁至45岁的男性有40%左右，这些人的婚姻问题是大问题，不解决就会有系列问题产生，比如自杀、比如不满社会等。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发展型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和参与度特别低，也是基于他们这样的观念意识。 编者注：此文有删节。 注：该文获第八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塈中国青少年研究会2012年优秀论文二等奖。 作者单位：杭州市团校 责任编辑：杨长征、杨平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科研管理部供稿）
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调查报告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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