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流行文化是流行文化中的特殊类型,是为青少年群体所喜欢和追随的时下文化,是青年群体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青年群体精神面貌、生活喜好、内心欲望和整个心态的表现。新世纪,我国青年流行文化呈现出多元开放、多姿多彩、热点频现和产业经营等多方面的特征。
文化的发展与评价自20世纪70年末以来,青年流行文化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与社会心理的嬗变,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
一、上世纪80年代作为亚文化和反文化的青年流行文化
上世纪80年代是对内推行改革而逐步解决温饱,对外实行开放而与国际初步接轨的时期。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活经济、扩大就业,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长到151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33元增长到686元,广大人民整体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告别了商品匮乏,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伴随对外开放,青年流行文化开始了以引进为动力的“萌发期”。最先影响青年流行文化的是台湾和香港,邓丽君的歌曲随着录音机的普及如旋风登陆内地,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令沿海至内地青年激唱“万里长城永不倒”;蛤蟆镜、喇叭裤、爆炸头等迅速成为时尚,万元户、大哥大等成为青年的口头语。同时,张海迪、郎平、李宁等成为了青年崇拜的精神偶像。还出现了像北岛、舒婷和顾城等文化偶像,周润发、翁美玲及山口百惠等爱慕偶像。这一时期的青年流行文化,主要是以亚文化,甚至是以反叛主流文化的面目出现,流行的范围和对象主要是在青年群体之中,却为其他社会群体所排斥。总之,80年代的青年文化虽不再复制权威与效仿主流体制文化,但理想主义、理性主义和政治关怀依旧是当时青年文化的发展主脉。
二、上世纪90年代作为大众文化的青年流行文化
上世纪90年代,城乡居民收入继续提高,分别从1991年的1700元和708元增长到1999年的5854元和2210元。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政治体制改革仍处探索阶段,人们普遍对未来产生迷惑。他们怀念过去,怀旧情绪日益加重,“西北风”从黄土高坡吹到了江南小镇,《红太阳》盒带以百万销售量反映民众心声,摇滚音乐如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唐朝乐队的《唐朝》、郑钧的《赤裸裸》等到处传唱。曾占主导地位的精英文化,开始消解并为新流行文化让位,张国荣等消费偶像盛极一时,歌坛劲吹“西北风”和港台影视文化之类的中国风。同时,广大青年渴望自我成才、企盼致富;他们关心事业、关心时事、关心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消费主义逐渐盛行。
世纪交替,青年流行文化进入第三个10年。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崭新的阶段。到2009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分别提高到17174元和5153元,贫富差距明显扩大。2006年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医疗、就业、收入分配和腐败成为了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青年就业难,新生代农民工现象,社会阶层的固化效应,加上科技文化的全球化发展,青年流行文化与社会变迁同步,在消费方式、闲暇活动、文化价值、文化替换,以及个性展示等诸多方面,已经和正在发生进一步嬗变。
三、青年流行文化的积极意义
(一)倡导流行文化新风
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保持同步,广大青年在生活方式上迅速抛弃了“文革”时期文化观念上的僵化、盲目和幼稚等非理性因素,积极主动地投身于生产劳动、经济发展、脱贫致富的时代潮流之中。他们把追求时尚同发展经济结合起来,在追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合理地去满足自己的文化心理需求。青年流行文化一扫前期的沉闷乏味之气,促进了社会生活面貌焕然一新。
(二)较好地弘扬主旋律
恢复高考后一批又一批青年大学生群体(包括当时的中专学生),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牢固树立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和道德责任感,听从党和人民的召唤,毕业后坚持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立足各自的工作岗位,踏实工作、建功立业蔚然成风,成为青年流行文化中非常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在这一点上,青年流行文化很好地契合了主流文化,为当时社会的主旋律进行了生动的青春诠释,在今天尤其具有可借鉴之处。
(三)树立正面的青年偶像和榜样
青年群体中出现的偶像文化正逐渐走向多元,精神偶像、文化偶像、消费偶像、叛逆者偶像和成功偶像等,都有一定的粉丝群体。从整体上看,青年流行文化明确反映出当时青年内心美好的追求、向往和情感,是积极健康和催人上进的,客观上对社会文化的现代化演进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青年流行文化的主要缺陷
(一)流行文化范围有限
改革开放初期,物质基础薄弱,限制了青年参与社会生活的广度。很多青年囿于“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环境,沿袭着传统;青年从事休闲和交往的机会极少,仅有少部分到珠江三角洲城市打工的青年,有机会享受到当时流行的一些文化形式。城市青年与极少数进城务工青年构成了青年流行文化的主体。相对于整个青年群体,流行文化波及到的群体范围有限。
(二)流行文化的形式简单
改革开放后,趋于保守的文化虽被打破,但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社会仍是一个缓慢的、有选择的过程。80、90年代,在青年群体中流行的文化,主要来自港台地区的一些影视歌曲、劲舞,成功者崇拜或诗人崇拜,还有服饰文化。可以说,录音机、卡带、喇叭裤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象征。虽然青年流行文化有所发展,但总体上还是较为纯朴和简单。同时,文化传播的滞缓,使青年群体尤其是内地和偏僻农村青年的文化娱乐生活十分贫乏。
(三)流行文化主体的被动状态
流行文化本是青年群体展示个性、追求自我、热烈追捧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该时期青年流行文化现象却主要体现为外来文化的“文化输入”,港台是青少年流行文化最重要的输出地。限于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惯性作用,成人权威阶层把青年对新生活方式的追求看作是不正经的行为,不但不给予支持,反而给他们泼冷水,施予重重压制。青年在流行文化的参与上没有主导性、创新性,往往只是听听看看,简单模仿,文化主体地位缺乏,基本处于某种被动和顺从的状态。
文化的发展与评价自20世纪70年末以来,青年流行文化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与社会心理的嬗变,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
一、上世纪80年代作为亚文化和反文化的青年流行文化
上世纪80年代是对内推行改革而逐步解决温饱,对外实行开放而与国际初步接轨的时期。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活经济、扩大就业,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长到151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33元增长到686元,广大人民整体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告别了商品匮乏,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伴随对外开放,青年流行文化开始了以引进为动力的“萌发期”。最先影响青年流行文化的是台湾和香港,邓丽君的歌曲随着录音机的普及如旋风登陆内地,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令沿海至内地青年激唱“万里长城永不倒”;蛤蟆镜、喇叭裤、爆炸头等迅速成为时尚,万元户、大哥大等成为青年的口头语。同时,张海迪、郎平、李宁等成为了青年崇拜的精神偶像。还出现了像北岛、舒婷和顾城等文化偶像,周润发、翁美玲及山口百惠等爱慕偶像。这一时期的青年流行文化,主要是以亚文化,甚至是以反叛主流文化的面目出现,流行的范围和对象主要是在青年群体之中,却为其他社会群体所排斥。总之,80年代的青年文化虽不再复制权威与效仿主流体制文化,但理想主义、理性主义和政治关怀依旧是当时青年文化的发展主脉。
二、上世纪90年代作为大众文化的青年流行文化
上世纪90年代,城乡居民收入继续提高,分别从1991年的1700元和708元增长到1999年的5854元和2210元。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政治体制改革仍处探索阶段,人们普遍对未来产生迷惑。他们怀念过去,怀旧情绪日益加重,“西北风”从黄土高坡吹到了江南小镇,《红太阳》盒带以百万销售量反映民众心声,摇滚音乐如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唐朝乐队的《唐朝》、郑钧的《赤裸裸》等到处传唱。曾占主导地位的精英文化,开始消解并为新流行文化让位,张国荣等消费偶像盛极一时,歌坛劲吹“西北风”和港台影视文化之类的中国风。同时,广大青年渴望自我成才、企盼致富;他们关心事业、关心时事、关心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消费主义逐渐盛行。
世纪交替,青年流行文化进入第三个10年。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崭新的阶段。到2009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分别提高到17174元和5153元,贫富差距明显扩大。2006年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医疗、就业、收入分配和腐败成为了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青年就业难,新生代农民工现象,社会阶层的固化效应,加上科技文化的全球化发展,青年流行文化与社会变迁同步,在消费方式、闲暇活动、文化价值、文化替换,以及个性展示等诸多方面,已经和正在发生进一步嬗变。
三、青年流行文化的积极意义
(一)倡导流行文化新风
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保持同步,广大青年在生活方式上迅速抛弃了“文革”时期文化观念上的僵化、盲目和幼稚等非理性因素,积极主动地投身于生产劳动、经济发展、脱贫致富的时代潮流之中。他们把追求时尚同发展经济结合起来,在追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合理地去满足自己的文化心理需求。青年流行文化一扫前期的沉闷乏味之气,促进了社会生活面貌焕然一新。
(二)较好地弘扬主旋律
恢复高考后一批又一批青年大学生群体(包括当时的中专学生),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牢固树立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和道德责任感,听从党和人民的召唤,毕业后坚持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立足各自的工作岗位,踏实工作、建功立业蔚然成风,成为青年流行文化中非常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在这一点上,青年流行文化很好地契合了主流文化,为当时社会的主旋律进行了生动的青春诠释,在今天尤其具有可借鉴之处。
(三)树立正面的青年偶像和榜样
青年群体中出现的偶像文化正逐渐走向多元,精神偶像、文化偶像、消费偶像、叛逆者偶像和成功偶像等,都有一定的粉丝群体。从整体上看,青年流行文化明确反映出当时青年内心美好的追求、向往和情感,是积极健康和催人上进的,客观上对社会文化的现代化演进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青年流行文化的主要缺陷
(一)流行文化范围有限
改革开放初期,物质基础薄弱,限制了青年参与社会生活的广度。很多青年囿于“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环境,沿袭着传统;青年从事休闲和交往的机会极少,仅有少部分到珠江三角洲城市打工的青年,有机会享受到当时流行的一些文化形式。城市青年与极少数进城务工青年构成了青年流行文化的主体。相对于整个青年群体,流行文化波及到的群体范围有限。
(二)流行文化的形式简单
改革开放后,趋于保守的文化虽被打破,但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社会仍是一个缓慢的、有选择的过程。80、90年代,在青年群体中流行的文化,主要来自港台地区的一些影视歌曲、劲舞,成功者崇拜或诗人崇拜,还有服饰文化。可以说,录音机、卡带、喇叭裤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象征。虽然青年流行文化有所发展,但总体上还是较为纯朴和简单。同时,文化传播的滞缓,使青年群体尤其是内地和偏僻农村青年的文化娱乐生活十分贫乏。
(三)流行文化主体的被动状态
流行文化本是青年群体展示个性、追求自我、热烈追捧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该时期青年流行文化现象却主要体现为外来文化的“文化输入”,港台是青少年流行文化最重要的输出地。限于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惯性作用,成人权威阶层把青年对新生活方式的追求看作是不正经的行为,不但不给予支持,反而给他们泼冷水,施予重重压制。青年在流行文化的参与上没有主导性、创新性,往往只是听听看看,简单模仿,文化主体地位缺乏,基本处于某种被动和顺从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