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发展：时间比费用更重要

一项产业的迅速发展，要涉及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有市场需要，二是供给的一方能够从中获得经济利益。

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为校外培训市场的繁荣提供了经济基础。同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对人们受教育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当人们对公立学校感到不满时，就可能转向公立学校之外的教育或培训机构。

上海黄秋雯的《城市家庭小学生课外教育消费行为及演变研究》中，对小学生的课外消费行为做了纵向比较（黄秋雯，城市家庭小学生课外教育消费行为及演变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11-1）。正式调研对象一部分是现状组，是孩子现在为小学生的家长。另一部分为过去组，指的是孩子正在读初中的家长，通过他们回忆孩子读小学时的课外补习的消费行为。通过调查分析，得到影响小学生课外补习课程消费的五个主要因素的重要性（影响程度）的均值，如下表：

表2：课外补习消费的影响因素

“过去组”的调查结果显示，从消费前影响选择因素的重要性来看，从高到低依次为：对课程效果的预期、上课交通的方便性、孩子是否喜欢课程内容、课程费用是否昂贵、家长是否有时间接送和补习。

对各因素的重要性排序来看，排前三位的（对课程效果的预期，上课交通的方便性，孩子是否喜欢课程内容）保持排序不变，但是后两项的排名位置改变了。过去组认为“课程费用是否昂贵”比“家长是否有时间接送和补习”更重要，而现在组把两者的顺序正好反过来了。也就是说，过去组认为费用比时间更重要，而现在组认为时间比费用更重要。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家庭经济水平普遍较高，选择课外补习首先考虑的是课程效果的预期，而不是收费的多少。而且，现在的小学生的家庭越来越富裕了，对费用的敏感性下降了。

另一方面，一些课外补习机构发展的情况也可以反映课外补习规模的迅速扩张和经济利益的不断增加。例如，新东方教育集团从2008年开始涉足中小学课外补习市场，当年年底，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已经在全国39个城市设立了41所学校、400多个学习中心和6家子公司，累计培训学员700万人次。

巨人教育集团也是目前北京市课外补习培训领域中最成功的集团之一，经营范围涉及英语、中小学课程、文体艺术、家教等100多项，教学点遍布京城，并在上海、武汉、南昌等14个城市先后建立了教学基地，在15年的时间里培训学员近260万人次。

成立于2001年的学大教育集团除了总部北京外，先后在上海、广州、天津等30多个城市设有分公司和中高考教研中心、百余所个性化学习中心。

成立于2003年的学而思国际教育集团目前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众多城市设立分校，拥有数千名专业教职员工，年培训50万人次。2010年10月20日，该机构正式登陆美国纽交所挂牌交易，成为国内首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小幼教育培训机构。

2．社会观念：接受教育是向上流动的有效途径

自古以来，接受教育一直被认为是向上层流动的有效途径。在知识经济时代，家长认为：谁受的教育多，谁掌握的知识资源就多，谁就有可能具有更大的力量在社会等级体系中占据有利的位置。

在访谈中，无论哪一阶层的家长都对子女教育表现出较为严重的焦虑，从中可以看出，他们都在通过自己所占有的经济、社会资源，为子女提供尽可能好的受教育机会。以往的研究者将之解释为儒家文化的传统，但是在本研究看来，毋宁说这是一种避免遭到淘汰、落入不利阶层的现实焦虑。

研究者认为，在经历了血缘排斥、地位排斥和财产排斥后，教育排斥取而代之成为具有时代性特征的社会分层机制。这种被研究者用数据证明的理论，在家长那里就变成了身边一个个正面或反面的例子。在家长表达的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中，总是不免流露出向上流动的殷切希望。“你看看，学习好的坐车，学习不好的开车”，一位出租车司机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跟我一样”，另一位铁路工人父亲这样说。对于目前处于优势阶层的家长来说，这种希望转换成了一种对向下流动的恐惧。一位白领家长表示，“我父母都是大学教授，都是各自领域的高端人才，我虽然没有达到父母的水平，但是现在仍然在朝着他们的方向努力。我认为我的孩子将来怎么着也不能太差了，不能低于我的水平。”在家长看来，教育几乎是孩子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上了不好的学校，就什么都完了”，与其说是希望孩子出人头地，不如说害怕失败，才是家长追逐课外辅导，以获取优质学校教育机会的内在动力。

然而，教育的重要性是否有可能被人为地提升？答案是有可能。学者乔尔·斯普林认为，人力资本理论和消费主义是当前主导全球的教育理念，人力资本教育向学生们许诺他们将通过教育获得更高的收入。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也致力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推广。据经合组织论述，教育的价值在于“个人和国家都将从教育中获益。对个人而言，接受教育的好处在于能够提高生活质量，获得稳定而满意的工作。对于国家而言，发展教育的好处在于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发展共同的价值观，增强社会凝聚力”。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使教育的私人属性更加被强调，认为教育的受益者首要是个人，并就此掀起了教育私有化、市场化和收费趋势。

此外，近年来一些社会课外辅导机构纷纷获得风险投资，甚至在美国上市，在资本、利润、业绩的驱使下，必然需要鼓动起更大的市场需求。因而，把教育与成功、学习与命运的无限连接，无限夸大家长投入的必要性和对子女教育负有的责任，其作用也不能够忽视。

3．教育：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战从来没有停止

长期以来，我国拥有“两重”的学校发展传统，政府的优势教育资源一般集中在重点学校，而学校的优势资源集中在重点班级。为成为重点学校里面重点班级的一员，家长间的争夺战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目前的招生与升学制度和课外补习班的火爆场面不无关系。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初中的普及，国家开始在各地试点进行初中招生改革，从统一考试变为就近入学。北京于1993年实行该项政策。1993年颁布《北京市教育局关于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的暂行规定》，提出了改进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办法，取消区县统一组织的小学毕业考试，由小学自行命题进行毕业考试，小学生毕业升入初中应在规定的区域内就近入学。

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重点学校制度，即将学校划分为重点和非重点，同高考一样，小学升初中也需要根据统考成绩划定录取分数线，重点学校优先选择学生。就近入学政策颁布以后，谁上重点学校，谁上普通学校，对家庭来说，就面临着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而对学校来说，也面临着生源选择的变化。

在取消小升初考试的最初几年，择校现象并未像现在这样成为一种普遍行为，学生的学业压力确实一度减轻，小学流行“快乐教育”，但是这种做法很快招致中学的不满，认为学生在小学阶段基础知识不牢固，导致中学教学难度加大。因此，从政策制定之际，便开始了一场政府、学校、家庭之间的博弈。一边是政府几乎每年一次发布文件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禁止择校，一边是按分数选拔的结束使家庭动用其他资源帮助孩子升学，因而大大刺激了择校的需求，一边是学校为了自身的声誉、地位，尽可能在就近入学的政策下寻找突破口，选择更为优秀的学生。

目前，北京重点学校的招生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电脑派位、推优、特长、占坑、共建及关系。除绝对公平的电脑派位，和最不公平的依靠金钱、权力、人情获得的共建和关系等途径，其他升学途径均与课外补习班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由于推优和特长两种招生方式的不确定性非常大，每年的标准会有变化，因此很难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因此家长往往采取多手准备、双保险，在准备推优、参加特长测试的同时，报名参加一些中学举办的或与某中学合作举办的课外补习班。

取消考试反倒刺激了补习的增长，为什么呢？北京师范大学曾晓东教授说：“取消考试是为了减轻负担，但这种政策在事实上扩大了家庭参与选拔的成本。因为没有选拔的标准了，一旦没有标准，那么作为家长就会把自己能做的都要投入去做。存在有限标准的时候，人们就会按有限的标准去做。当没有标准之后，选拔依然存在，学校和家长双方都存在筛选的意愿，那么就扩大了可筛选的范畴。于是，大家就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好，因此，要让孩子在学校表现的最优秀，变成为一个理性的追求，单独某科优秀是不行的了，要各方面都优秀。因此，我认为，小升初政策的变化是课外补习增长的一个诱因。”

注：原载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专题研究报告”（2012年第2号）《少年儿童校外培训机构有效管理研究报告》。

弓立新：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编审

高靓：《中国教育报》编辑

责任编辑：弓立新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供稿）